辨《明醫親著·忌用參耆論》（2）

所有這些疾病，按照王氏的說法，無不都是因為酒色損傷陰液，而使用滋陰瀉火的藥物。

然而朱丹溪往往用人參、黃耆等方劑治療而痊癒，並不見有助火加重病情的情況。這是因為疾病有應當使用這些藥物的時候，不得不使用。即使是勞嗽吐血，也有不避諱使用的情況。

況且古今治療虛勞沒有超過葛可久的，他的保真湯、獨參湯何曾廢棄人參而不用呢？

只是要詳細審查它所兼夾的證候如何罷了，怎麼能說它甘溫助火，一概棄而不用呢！

肺臟受到火邪，忌用人參，其根源又出自王海藏的《本草液》中所說。

而朱丹溪實際闡發了其中的含義，不料流弊竟到了如此地步，又曾因此加以推廣。

朱丹溪說：面色蒼黑的人多服人參、黃耆，恐怕會助長火邪而耗傷真陰；面色肥白的人多服最好，這固然是對的。

考察他曾治療一人，形體消瘦，面色發黑，平時多飲酒而不困，年近五十，有外室。

一天，嚴重惡寒發抖，口說口渴卻不飲水，脈象大而弱，右關脈稍實略數，重按則澀。

按照王氏的觀點，從形色來看，正符合滋陰瀉火的方法。

而朱丹溪認為這是酒熱內鬱不得外泄，由於表熱而致虛。

用黃耆二兩，乾葛一兩，煎湯服用，大汗而癒。

既不被面色蒼黑忌用人參、黃耆所拘泥，也不因酒色傷陰忌服人參、黃耆所禁止。

由此可知，朱丹溪立論以教導人的，是常規之法；施治而不被常規所拘泥的，是善於應變。

王氏只知道他立法的常規，卻沒有覺察他治療時不拘泥於常規的變通。

所以對於人參、黃耆等方劑，常常畏首畏尾，好像不敢使用，大概也是沒有考察過。

《雜著》中所製的各種方劑，雖然未曾完全廢棄人參、黃耆，考查它的用法，必須脈象細微而遲的，才開始使用。

然而李東垣、朱丹溪使用人參、黃耆，也不專在於此。

李東垣說：血虛脈大，症狀類似白虎湯證，誤服白虎湯的必死。

於是用了黃耆六錢，當歸一錢，名叫當歸補血湯，來治療。這是血虛脈大，李東垣也曾使用黃耆。

朱丹溪說：一人患痢疾，一晚上昏倒，眼睛上視，小便失禁，汗出，脈大無倫，這是陰虛陽暴絕。

大概是由於病後酒色所致，急忙灸氣海，服用人參數斤而癒。

這是陰虛脈大，朱丹溪也曾使用人參，難道一定要脈象細微遲緩之後才使用嗎？

考察《本草》，張仲景治療亡血脈虛，用人參補之，取義於陰生於陽，甘能生血，所以血虛氣弱，張仲景用人參補之。由此可知，人參不僅補氣，也能補血。

何況藥物的作用又沒有固定的性質，用補血藥輔佐它就補血，用補氣藥輔佐它就補氣。

因此黃耆雖然專於補氣，用當歸引導它，也就隨之補血了。

所以李東垣用黃耆六錢，只用當歸一錢輔佐它，就命名為補血湯。

可見黃耆功力雖大，分兩雖多，被當歸引導，不得不跟著補血了。何況人參功效兼有補血呢！

人參性味不過是甘溫，不是辛熱可比，稍微用寒涼藥輔佐它，一定不至於助火到如此嚴重。即使每天積累溫性而成熱，如果病好了就停止，也不會這樣。

川芎、當歸味辛甘溫，世人有時用來治療勞熱血虛之病，並沒有疑慮。然而辛味主耗散，本來不是血虛所適宜。

那人參雖然甘溫，但味不辛，對比川芎、當歸，哪個輕哪個重呢？

又如勞嗽吐血，陰虛之病，也有始終不用人參而不能保全生命的，為什麼呢？

或者肉食不節制，就是古人所說的厚味蘊熱；或者房事不戒，就是古人所說的縱欲傷生。

這兩方面不謹慎，卻唯獨對人參畏懼，這就叫做不能服三年之喪，卻去仔細考究緦麻、小功之服，多麼荒謬啊！

唉！醫生用藥，固然應當審慎，不可輕視人的生死。

如咳嗽失血等症，如果果真脾胃強健，飲食無礙，就應當遵從王氏的論述，給予滋陰瀉火，固然沒有不可以。

假若在上兼見嘔逆，在中妨礙飲食，在下發生泄瀉，汗自出而洒洒惡寒，四肢倦怠而昏昏多睡，則又應當根據陰虛陽虛，權衡輕重而兼治。

如果不懂得這些，而專主王氏之說，難免陷於偏頗而有無窮的禍患了。所以我不得不極力論述，不逃避僭越的罪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