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無言年譜（2-1）

1937年：上海中國醫學院聘請先生主講《傷寒論》。

在此前後的年月中，先生還受聘於中國醫學專修館、中華職業學校（國醫專科）等校任教。

是年秋，先生與張贊臣先生合作主辦「上海中醫專科學校」，敦請謝觀擔任名譽校長，陳無咎任校長，丁福保、張伯熙（張贊臣先生之父）先後任副校長，先生任教務主任，張贊臣任總務主任。

先生除負責教務外，主講《傷寒論》《金匱要略》和中醫外科學。

上海中醫專科學校為三年制，共主辦畢業了三屆。

先生還將其次女余蕙君於1938年送入該校學習（1941年畢業）。

1939年：先生所編著之《傷寒論新義》（圖表注釋）由中華書局公開出版，由於作者「改進中醫」的素志和對待仲景學說及其臨床應用等方面，力求精意研殫，該書的圖表及論述中均融匯若干西醫學說，體現了當時的時代特色。

該書並請丁福保、謝觀、陳無咎三位老先生分別撰序，向讀者介紹該書嶄新的學術風貌。

《傷寒論新義》自刊行後，曾九次重印，堪稱是他學術著作中的代表作。

1942年：先生因不屈於日偽政府對院校的登記造冊，遂決定停辦

上海中醫專科學校。先生在五年教學中，認真備課講學，雖大雨滂沱，亦必撐傘赴校、衣濕上臺授課，受到學生們的廣泛好評。

1943～1946年：先生先後編寫、出版了新作——《濕溫傷寒病篇》和《斑疹傷寒病篇》（上海中醫書局出版）二書。

所謂「濕溫傷寒」係指西醫的腸傷寒，「斑疹傷寒」為西醫病名。

但在介紹治療方面，主要是採用中醫傳統治療與方藥，特別是突出經方的臨床應用，可明顯增強療效。

1947年：余氏在上海創辦「大同療養院」，請丁福保先生擔任名譽院長，自任院長。

名為療養院，實際上主要是收治慢性疑難病證，可以說是上海較早期的中醫醫院。開辦不足二年，因經費匱乏而停辦。

1948年：先生接獲多封外界讀者來信，建議他編寫《傷寒論新義》的姐妹篇——《金匱要略新義》。

實際上先生於40年代初即有此意向，多年來在這方面的學術積累也較為充分。

是年在繁重的診務和教學負擔下，經常在夜間參閱大量文獻、結合臨床予以編寫。

而他在上海執業的30年中，主治病證以內、外科居多。

內科則以傷寒、溫病、內科雜病、疑難重證為主。

所用方治，雖不拘經方、時方，但仲景方仍占轉大比例

他對上海的時醫診治熱病，動輒以豆豉、豆卷等藥施治，至為不滿。

先生用仲景經方中之石膏、大黃，在辨證確切的情況下，用量相當大而效驗卓著，甚至有「起死回生」的多個案例，上海市民以「石膏、大黃先生」（此處之「先生」二字，義同醫生）稱之，成為民國時期經方派的名家。

關於這一點，讀者在閱習他的醫案後，當會有更深的體會。

自1929年定居上海後，先生對中醫前輩名家多所敬重。

他曾多次表述，在學術上除承父教外，上海的謝觀、丁福保、陳無咎等老先生對他亦多所教益，但生平尤為崇敬的則是「南北二張」（「南張」指嘉定張山雷，「北張」係指天津張錫純）。

在學術方面，除主張精讀經典名著外，並在一定程度上主張中西醫學匯通。

故他是民國時期「經方派」名家，也是「匯通派」的成員之一。

1949年：是年5月，上海獲得解放，並於10月1日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界從此得到了真正的「解放」。先生診務較前更為繁忙。

在學術上，他更多地和上海同輩名醫陸淵雷、秦伯未、章次公、程門雪、張贊臣、章巨膺、嚴蒼山等切磋、研究，為上海市的中醫工作發展向衛生部門提出諸多建議，以促使改進中醫藥工作的順利發展。

由於在上海的20年，先生的醫事活動以臨床與教學為主，受教的學生數以千計，招帶的生徒亦不下數十人之多，先生開始將過去診療的若干病證予以案例記述、整理，他在建國以前已將其父奉仙公遺著——《醫方經驗彙編》整理刊行（中華書局出版），自己也擬出一本醫案著作，定名為《翼經經驗錄》，書名涵義是以個人的臨床經驗以羽翼仲聖之經典名著。

實際上《翼經經驗錄》所經治的醫案，本書均已予以收錄、整理。

余氏之醫案力求在臨床上能取精用宏，並以符合診療實用為準則。

余氏所主張的「中醫科學化，西醫中國化」，對外界也有一定的影響。

1952年：先生積多年仲景學說的教學、研究，編著了《金匱要略新義》（圖表注釋），由新醫書局出版。

書的封面及其扉頁，分別由其同道、詩友秦伯未、嚴蒼山先生題寫書名，學術特色仍以「圖表注釋」為主。

無言先生針對世傳《金匱要略》原文，在理順經文之錯亂、偽文之蕪雜方面下了一番功夫。每論一證，多以西說為參證。

全書仍以「發皇古義，融會新知」為其著述思路與方法，出版後亦曾多次重印（臺灣省亦據原本重印）。

由於《傷寒論新義》與《金匱要略新義》的先後刊行。

余氏成為20世紀仲景學術的主要研究者之一。

1954年：數年來，先生陸續帶徒講授醫經及內、外科，積極參加上海中醫界各項學術活動，並經常去西醫醫院會診。

是年秋，衛生部中醫研究院籌備處派出陳邦賢、徐瑞傑先生到上海延請名醫赴京工作，曾親臨診所、住處洽談，先生答以稍緩時日，考慮進京工作。

同年10月5日，華東及上海市召開中醫代表會議，討論衛生部所擬訂開展中醫工作的種種方案，無言先生作為中醫學會和內科學會的特約代表應邀出席大會。

此次會議以發掘、整理祖國醫藥遺產、推進醫學教育和糾正過去工作中的偏差作為討論重點。

先生指出：「中醫學術得到政府的重視，可以安如磐石。」在會議過程中，先生除作口頭即席發言外，並向大會和秘書處專寫提案四則，對中央制訂的中醫政策極為支持。

1955年：先生之三子余瀛鼇自北京中央直屬機關第二醫院報名參加衛生部主辦第一屆全國西醫學習中醫研究班系統學習中醫，並在醫學史前輩名家陳邦賢先生的示意下與其父聯繫來京工作事，無言先生答以數月後赴京到中醫研究院工作（研究院於1955年12月19日正式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