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溫病條辨》（1）

近有淮陰吳鞠通先生，名瑭，著作《溫病條辨》一書，遵循葉氏大意，從河間以三焦分立治法，引經據典以正名稱，分別闡述傷寒與溫病的不同之處，多有發明。

其提綱說：凡是溫病，開始於上焦，侵犯手太陰。

這就是葉氏所說的，溫邪從上焦感受，首先侵犯肺部的旨意。

但將風溫、溫熱、瘟疫、冬溫合併為一類，而說初起惡風寒的，用桂枝湯主治；不惡寒而口渴的，都以銀翹散主治。將瘟疫寫作溫疫，是古時的寫法。

又說吳又可的《瘟疫論》不好，而達原飲這一方劑，過於削伐病毒，十分荒謬。

我認為這個論點，不能算恰當。吳又可立法雖然有偏頗，但他的達原飲一方，仍然算是恰當的，不可否定。為什麼呢？因為風溫是輕清之邪，從皮毛口鼻侵入。鼻是肺的孔竅，皮毛與肺相合，所以肺先受傷。

人感受虛風賊邪，在溫暖的時節就會形成風溫病。四季都有，溫重就是熱病。

所以像溫熱、冬溫等名稱，都可以只用風溫二字來涵蓋，不必另分名目，以減少繁瑣困惑。

只有春天是風木主令，而氣候溫暖，所以風溫比其他三季多一些罷了。

至於瘟疫一證，是由五運六氣、主客流行、相剋相賊、偏頗駁雜所造成。

如《六元正紀大論》所說的辰戌、卯酉、丑未、巳亥等年份，有的說民眾會生厲病溫病，有的說大疫來到，民眾容易暴死等，就是後世所說的瘟疫。古時沒有瘟字，溫與瘟意思相同。所謂厲，是形容它的氣勢凶暴、病症危急迅速。有的是因為穢污之氣，與時令之邪，蘊釀而成。所以方書又有溫毒的名稱，也就是溫厲的意思。叫毒叫厲，都是形容它的邪惡。瘟疫這個病症，病勢十分嚴重。初起就舌苔厚滿，邪氣伏於膜原，盤踞深固。必須用達原飲，才能開啟它的濁結，使邪氣傳化。

所以吳又可有九傳的說法，詳細敘述證狀十分明白，而與風溫大有不同，不是輕藥所能適宜的。葉氏所說的溫邪犯肺，正是指風溫而言，所以肺先受傷。

如今看銀翹散方，也是輕清開肺、治風溫的藥，用它來治瘟疫，就病重藥輕；疫邪結於膜原，卻用開肺的方法，就病深法淺，都不適宜了。

何況桂枝湯，本是治風寒的方劑，用來治風溫已不太合適。若瘟疫初起，或有惡寒，多是因為濁邪內結營衛，氣機壅遏表陽不宣的緣故。

即使外有輕微寒冷，而用達原飲開啟它的內結，使營衛氣機通暢，內邪外達，那麼微寒也會消散，惡寒自然去除。

怎麼能用薑桂的辛熱，反而幫助熱邪；甘芍大棗的甘溫，反而壅塞氣機呢？可知桂枝、銀翹兩方，都不能用來治瘟疫。

這就是吳鞠通辨證不清，立法不當，不是吳又可的方劑不好。

《上焦篇》化斑湯下「方論」之後說，按吳又可有托裡舉斑湯，不提疹，是將斑疹混為一氣。

考察溫病中發疹的，十之七八；發斑的十之二三。

斑是純紅色，或大片，是肌肉的病；疹是紅點高起，麻疹、瘄子、痧子都是一類，是血絡中的病。

從此看來，更可見吳鞠通將瘟疫風溫混在一起不加分辨，並不是吳又可不分斑疹。

風溫是輕清之邪侵犯肺這個輕清之臟，所以初起發熱、咳嗽喉痛、胸痛、頭部脹悶，都是輕邪在上的緣故。舌無苔，或有微薄黃白苔，而內無濁結。如果邪氣鬱結不解，熱入血絡就成為疹子。疹，是手太陽肺的病。

如果再不解，就逆傳心包，變成神昏痙厥的危險證候了。

因為它的邪由肺入，雖然傳到心包，熱在血脈，與胃主肌肉無關。所以風溫之邪，只有疹而不成斑。

瘟疫是穢濁之邪，客居於膜原，膜原在肺之下、胃之上，所以舌苔厚膩。

因為濁邪壅塞胃口，胃熱鬱結而成斑，所以斑是足陽明胃的病。

如果膜原的邪由肺向外透達，那麼它的結已開，邪已化解，必定出汗而外泄。所以瘟疫之邪，只有斑而不成疹。

吳又可所論的瘟疫，因為沒有見到有疹，所以不說疹，並不是將斑疹相混。

如果瘟疫又兼有風溫，就會斑疹互見，偶爾或許有這種情況。

然而膜原在裡，邪結膜原，必須用重藥以開里結，那麼表氣也通暢，斑化而疹自然消退。

如果用輕藥，清肺治疹，那麼里結不開，疹也難以化解，不是正確的方法。

如果是風溫之邪，不兼有內濁，不是瘟疫證，那麼發斑的十無一二。

所以吳鞠通說溫病發疹十之七八，實際上是風溫，而不是瘟疫，怎麼能和吳又可的論點相混呢。

吳又可混稱一切溫病為瘟疫，是指鹿為馬；吳鞠通又將瘟疫當作風溫來治，是以馬為鹿，兩者的過失是相同的。况且《經》說：冬傷於寒，春必病溫。

這是因為伏藏的寒邪化為熱，乘著春陽上升而發為溫病，所以名叫春溫。

仲景所說的，發熱而口渴、不惡寒的就是溫病。

因為內有熱，所以初病就口渴；因為邪不是外感，所以不惡寒。與風溫之邪由外感而來的，又有所不同。

吳鞠通也不加辨析論治，各證的源流沒有弄清楚，所以立法不能完全恰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