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論（2）

又一個變化而成爲人參補肺湯。治療腎水不足，虛火上炎，咳嗽唾膿血，發熱口渴，小便不調。熟地、山藥、萸肉、丹皮、茯苓、人參、麥冬。

五味子、當歸、黃耆（蜜炙）、白朮、陳皮、甘草（蜜炙），生薑引導。

其意義越來越變化無窮，真是游龍戲水的奧妙。去掉澤瀉而加入人參、黃耆、當歸、白朮、麥冬、五味子、陳皮、甘草。白朮與六味地黃丸的藥性相反，怎麼能夠合用呢？回答說：從合併生脈散而來，則有自然相通之義。藉茯苓來配合五味異功散之妙，用當歸、黃耆來配合養血之奇。其不用澤瀉的原因，是因爲發熱口渴，小便不調，則沒有再竭的道理，既然沒有再竭，就應當急於生津，這就是生脈散由來。既然應當生脈，則異功散就可以轉入。而且水產生於高原，氣化能夠出來，肺氣將敗，所以作渴不調，這是急於去掉澤瀉，而生金滋水，又崇土以生金。薛氏的苦心，怎能不知道呢？

又一個變化而成爲加味地黃丸，又名抑陰地黃丸，用來治療肝腎陰虛諸症，或耳內癢痛出水，或眼昏痰喘，或熱渴便澀等症。熟地、山藥、萸肉、丹皮、茯苓、澤瀉、柴胡、生地、五味子。

加入生地、柴胡、五味子，又等其分量，真是愈出愈奇。柴胡從逍遙散而來，生地從固本丸而來，五味子仍然合都氣丸。其說耳內癢痛出水，或眼昏痰喘，或熱渴便澀，而總以肝腎陰虛，則知其陰虛，一半是由於火鬱所致。所以用柴胡來疏散，鬱火非生地不能涼，所以用生地。用五味子，仍然是瀉丁火以補金，補金以生水。稱爲抑陰，是因爲鬱火太盛，非疏散不可，疏散就是爲了抑制它。生地涼血，便有瀉的意義，瀉就是爲了抑制它。又一個變化而成爲九味地黃丸，用來治療腎疳。

熟地、山藥、萸肉、丹皮、川芎、當歸、赤茯苓、川楝子、使君子，製成丸藥。空腹溫酒送下。

用赤茯苓替換白茯苓，而加入川芎、當歸、川楝子、使君子，全是直接瀉厥陰經的藥，仍然是肝腎同治的方法。因爲各種疳病必有蟲，皆是風木所化，這是肝有可伏的道理。但攻伐其子，必傷其母，所以用六味丸來補其母。去掉澤瀉，是因爲腎不宜再泄。

又一個變化而成爲益陰腎氣丸，用來治療諸臟虧損，發熱、晡熱、潮熱、盜汗，或寒熱往來，五心煩熱，或口乾作渴，月經不調，或筋骨酸倦，飲食少思，或頭目不清，痰氣上壅，咳嗽晡時加甚，胸膈痞悶，或小便赤數，兩足熱痛，或腳足痿軟，肢體作痛等症。這是壯水之主，以制陽光的方劑。

熟地（自制杵膏）、山藥、萸肉、丹皮、茯苓、澤瀉、五味子、當歸、生地（酒拌杵膏）。

以上藥材研爲末，加入二膏，再加煉蜜製成丸藥如桐子大，硃砂爲衣。每次服五十丸，空腹用淡鹽湯送下。

加了五味子，仍然合都氣丸。當歸、生地二味，則從四物湯而來。爲什麼呢？其所列症狀有發熱、晡熱、潮熱，肝血虧虛了，怎麼可以再用柴胡來疏散呢？最妙在於胸膈痞悶一句，因爲這個症狀的悶，是肝膽燥火閉伏在胃中，非當歸、生地合用，怎能清胃中之火，而生胃中之陰呢？如果用了柴胡，便成爲逍遙散，入肝膽，不能走胃陰了。一個用柴胡，一個去柴胡，流濕就燥之義，判若天淵。微妙啊微妙。

至於趙氏則認爲六味丸的加減必須嚴謹。他善用六味丸，雖然是薛氏啓發了他的悟端，但以上變化，他概未透徹其根柢，所以全部廢棄而不敢用。見到薛氏合用當歸、柴胡而去掉白芍，則反用白芍，名爲疏肝益腎，這是他的聰明之處。他卻說白朮與六味丸，水土相反而禁用。起初認爲他立論高簡，立法嚴密，後來仔細參詳薛氏，畢竟薛氏博大，而趙氏拘泥淺薄。薛氏諸多變化之法，似乎寬活，但其實嚴密。學者善於領悟其妙，而以意通之，大概以肝腎爲主，而旁救脾肺，脾肺安頓，則君相二火不必提起，自然帖伏了。

用加味逍遙散、六味丸治療鬱證，是從薛長洲開始的。然而薛長洲的方法，實際得自於朱丹溪。越鞠丸中的川芎，就是逍遙散中的當歸、芍藥；越鞠丸中的蒼朮，就是逍遙散中的白朮；越鞠丸中的神麯，就是逍遙散中的陳皮；越鞠丸中的香附，就是逍遙散中的柴胡；越鞠丸中的梔子，就是逍遙散中的加味。但越鞠丸峻猛而逍遙散平和，越鞠丸燥烈而逍遙散滋潤。這就是青出於藍，後來居上，也是自古以來的創作和記述。大抵如東垣的補中益氣湯，比起枳朮丸萬全無弊。然而豈可說枳朮丸謬誤而禁止不用呢？

歸脾湯是宋代嚴用和所創，用來治療二陽之病而發於心脾的。

原方只有人參、白朮、黃耆、茯神、甘草、木香、圓眼肉、棗仁、生薑、大棗。薛新甫加了遠志、當歸於本方，用來治療血虛；又加丹皮、梔子成爲加味方，用來治療血熱。而陽生陰長之理於是完備。隨手變化，通於各症，無不神應。稱爲歸脾，是從肝補心，從心補脾，率領所生所藏，而從其所統，所謂隔二之治。這方其實是血藥，不是氣藥。後人見到薛氏得力，也漫無目的地效法使用，卻不解其說，胡亂加減，盡失其義。即使有稍微知道的，也只說治血從脾，籠統燥健之說，混入溫中劫陰之藥，而嚴氏、薛氏一家的宗旨更加晦暗。四明的高鼓峰，熟於趙氏的理論，而獨自領悟其微妙。他說木香一味，本是用來噓血歸經，然而因其香燥，反而會動肝火而乾耗津液，所以他使用時每每去掉木香而加芍藥，以追回已散的真陰。而且肺受火刑，白朮燥烈，恐怕助長咳嗽，得到芍藥作爲佐藥，則太陰成爲養榮之用。又配合黃耆建中湯，龍性才能馴服。只有脾虛泄瀉者，才保留木香以醒脾；脾虛挾寒者，才加桂附以通真陰之陽。而除此之外，皆出入於心、肝、脾三經，用甘平清潤之藥，濟生之法，才沒有遺漏之義。古人復活，也不會改變他的說法了。

東垣的這個方子，原是爲感症中有一種內傷，所以立此方以補充傷寒書所未及，不是補虛的方劑。現在感症科醫生多不敢用，而把它當作調理補虛服食之藥，那就錯了。調理補虛，乃是通其義而轉用罷了。

這是純陰重味潤下的方劑。純陰是腎之氣，重味是腎之質，潤下是腎之性。非此方不能使水歸其壑。其中只有熟地一味，是本體羸弱之主藥。然而遇到氣藥則運用於上，遇到血藥則流走於經，不能控制其一線入腎。所以用五者來輔佐它。山藥是陰金，坎中之艮，堅凝生金，所以入手太陰，能潤皮膚。水發源於高原，導水必從山開始。山藥堅固少腹之土，是真水之原。水土一氣，鎮達臍下。山茱萸是陰木，肝腎同位乎下，藉其酸澀以收斂泛溢。水火升降，必由金木爲道路，所以與山藥爲左右降下之主，以制其旁逸。二者不相離。觀察李杲、朱震亨將二味拆分用於他方，可以領悟。丹皮本是手足少陰之藥，能降心火達於膀胱。水火對居，瀉南方即益北方。而又有茯苓之淡泄以降陽，澤瀉之鹹泄以降陰，疏瀹決排，使水無不就下入海。這是制方的微旨。仲景原方，用這六者駕馭桂枝、附子，以收固腎中之陽。到宋代錢仲陽治療小兒行遲、齒遲、腳軟、囟開、陰虛發熱諸病，皆屬腎虛，而小兒稚陽純氣，無補陽之法，乃用此方去掉桂附，用之應手神效，開聾聵而濟夭枉。明代薛新甫因之悟出大方陰虛火動，用丹溪補陰法不驗者，以此代之立效。自此以來，成爲補陰之神方。趙氏得力於薛氏醫案，而更加闡發其義，觸處旁通，外邪雜病，無不貫攝，而六味丸的用途才完備。

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湧泄爲陰。清陽出上竅，濁陰走五臟。這是制方的原則。此方主治在化元，取潤下之性。補下治下，制方宜急。茯苓、澤瀉的滲瀉，正是急之使直達於下。腎陰失守，煬燎於上，欲納之復歸於宅，非借降泄之勢，不能收攝寧靜。所以用茯苓之淡泄以降陰中之陽，用澤瀉之鹹泄以降陰中之陰。猶如補中益氣湯用柴胡以升陽中之陰，用升麻以升陽中之陽。升降是天地之氣交。知道仲景的茯苓、澤瀉，就是東垣的升麻、柴胡，則可以與之討論立方的宗旨了。

此方主用的藥味是桂枝、附子，即坎卦的一陽爻。非此則不成坎卦。附子雖然是三焦命門之藥，但辛熱純陽，通行諸經，走而不守。桂枝是少陰之藥，宣通血脈，從下竄發。二者皆難以控制，必須得到六味純陰厚味潤下之品，作爲其疏導，然後才能納之九淵，而無震盪之虞。今人不明此義，直接以桂附爲腎陽的固定用藥，脫離法度任意雜用，酷烈中上，爍涸三陰，爲禍不小。有人說：仲景治療少陰傷寒，用附子者十之五，難道不是專爲保益腎陽嗎？然而仲景是爲寒邪直中陰經，非辛熱不能驅之使出。附子爲三焦命門辛熱之味，所以用來攻本經之寒邪，意在通行，不在補守。所以太陰之理中丸，厥陰之烏梅丸，以至太陽之乾薑芍藥桂枝甘草湯，陽明之四逆湯，無所不通，未曾專門拘泥於腎經。只有八味丸是少陰主方，所以也叫腎氣丸，列於《金匱要略》，不入《傷寒論》中。正因爲八味丸中的附子，才是補腎的。桂枝遇到陽藥即爲汗散，遇到血藥即爲溫行，遇到泄藥即爲滲利，與腎更疏，也必須八味丸中的桂枝，才補腎。所以說應當論方，不應當論藥；應當就方來論藥，不應當執著於藥來論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