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九、列張劉李朱滑六名師小傳（2）

醫家議論李東垣，都說他擅長內傷，而虛怯之證不是他所擅長的，所以有補腎不如補脾的話。

我私下認為腎主管闔闢，腎間的原氣，是人的主宰，難道反而比脾胃輕嗎？

疾病有緩急，而時勢有不同，東垣或許是把緊急的當作首要事務吧。

他在金、元動盪紛擾的時期，人生在這個世道，疲於奔命，不免勞倦傷脾，憂思傷脾，飢飽傷脾，哪一樣不是傷脾的呢。

《內經》說：脾胃是倉廩的根本，是營氣的居所。

又說：五臟六腑，都稟受於脾胃，脾胃一旦受傷，那麼臟腑就沒有地方稟受元氣了，所以東垣勤勉不懈地把保養脾胃當作緊急之事。

那些虛怯傷及腎陰的人，是由於居住安逸，淫逸過度的疾病，又不可同日而語了。

如果不是這樣，那麼《內外傷辯惑》與《外科精義》及《蘭室秘藏》等書，都是治療雜證的，難道僅僅是內傷而已嗎？這就可以看出來了。

我看近世的醫家，通曉道理的學者，應該沒有比得上丹溪的，雖然他倡導「陽有餘而陰不足」的論點，他的用意本來是有根據的。

大概是因為人在太平時期，酗酒縱欲，因而耗竭了精氣，精氣衰竭就會虛火熾盛，再用剛猛的藥劑認為是溫補，所以很快便因血溢、內熱、骨立而死亡，與燈油竭盡而又添上燈芯的人有什麼不同呢？這就是「陽有餘陰不足」之論所以被提出來的原因。

後來的學者不加詳察，一律墨守他的學說，一旦遇到虛怯之證，動手就用滋陰降火的方劑，等到最後階段，終於因聲啞、泄瀉而死亡，卻說丹溪的論述都在這裡。不知道這是不善於學習丹溪的過錯，與丹溪有什麼罪過呢！

丹溪是許文懿的高足弟子，學問根源於考亭，他的辨認病情最真實，而用藥最準確，看他治療許文懿的病以及痛風十三症，就可以大致看見了，功勞之首、過錯之魁的話，我曾經替他感到冤枉。

從前荀卿喜歡發表高深的議論，而李斯效法它以致禍害天下，那麼報仇行劫的說法就昭然若揭了。

大體上前賢立論，必然有確定的見解，調和施治的常道和權宜，必然合適恰當，那些執守成方而不通達變化的人，反而成了丹溪的拖累，所以我願意不吝惜口舌替他辯論。

我讀《史記》到太史公所稱讚由光以及伯夷的話時，總是忍不住掩卷感嘆滑伯仁的醫術，而此後沒有弘揚他的人。

伯仁是我朝的奇士，技藝的精湛，不在丹溪之下，就他的文辭來說，如《素問抄》、《難經注》，診斷有《樞要》，針灸有《經絡發揮》與《瘡疡痔瘻醫韻》等篇章，也可以說是集古代賢哲的大成了。回頭看看後來的學者只知道宗奉《丹溪心法》，而對《靈樞》、《素問》與伯仁的各種著作，好像沒有聽說過一樣，雖然他的醫術有神奇的效驗，治療有明顯的證據，所到之處成名，如朱太史列傳所稱讚的那樣，也沒有人理會，這是為什麼呢？

丹溪因為被當時的官員們交相稱讚，再加上戴元禮、劉宗厚等名士做他的弟子，所以丹溪的名聲非常顯著，而伯仁技藝雖然高超，卻比不上他。何一陽曾說，考查歷代上古老賢。

如果把岐伯、越人當作醫家中的孔子，那麼仲景可以作為顏回、曾子的陪襯，而河間、東垣應當在宰我、子貢的行列，至於伯仁，義理精明，著作醇正精美，可以與子遊、子夏同列，到了彥修又要低一等了。

這個議論非常準確，而現在宗奉伯仁的人卻不是這樣；豈只是伯仁，戴人、守真，也是如此啊。

所以太史公說：隱居山巖洞穴的士人，想要磨礪樹立名聲德行，不是依附有權勢的官員，怎麼能夠名聲流傳後世呢！這句話是可信的，我因此特別替伯仁表揚他。

生生子說：我寫了這樣的議論，不是迎合所好，是想要後人知道仲景不只是以傷寒擅長，守真不只是以治火獲得聲譽，戴人不應當因為攻治而蒙受譏諺，東垣不只是以內傷建立功績，「陽有餘陰不足」的言論不可以拿來指責丹溪，而攖寧生的長技，也將與各位先生並稱而不朽了，同道的人希望體諒我，不要責怪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