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論（五）（5）

〔程氏（應旄）《傷寒論後條辨直解》〕十五卷，現存。

自序說：《條辨》並非由我首創。在我之前已經有人做了。我們回顧一下：首先翻動原本的編排次序並加以統籌整理的，始於方有執。接著踵繼方有執的統籌整理，並加以闡發明瞭的，是喻嘉言。我之所以命名為《條辨》，完全是沿用前人所沿用的，是私下借用他們的方法。而我之所以命名為《後條辨》，則是不沿用前人所沿用的，是不曾私下借用他們的方法。私下借用他們方法的人，認為他們既然已經分條梳理了他們所要分條梳理的內容，辨析了他們所要辨析的內容，那麼我就可以分條梳理我所能分條梳理的內容，辨析我所能辨析的內容，這樣進行分條和辨析，並不算是越分。而不曾私下借用他們方法的人，認為我自己分條梳理我自己所要分條梳理的內容，辨析我自己所要辨析的內容，並非分條梳理他們的條目，辨析他們的辨析內容，這樣進行分條和辨析，並不算是抄襲。既不是越分也不是抄襲，卻說我所分條的內容就是仲景的條目，我所辨析的內容就是仲景的辨析，這是在欺騙誰呢？既不是越分也不是抄襲，也並非欺騙，而我仍然繼續分條梳理他們所要分條梳理的內容，辨析他們所要辨析的內容的原因，是因為仲景曾經允許我分條梳理他所要分條梳理的內容，允許我辨析他所要辨析的內容。他允許我分條梳理他所要分條梳理的內容、辨析他所要辨析的內容是指什麼呢？原來仲景曾經說過：「如果能探索我所彙集的內容，領悟的道理就超過一半了。」「彙集」這個詞，並非指論中的精妙神理和奧秘機巧。精妙神理和奧秘機巧，原本就蘊含在「思考」這個字上。他所彙集的，就是論中的篇章次序。篇章既然已經由仲景編排了次序，卻又需要後人去探索，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篇章之中有變化，那麼在次序的地方就會有移易調整。因此彼此參差不同，前後錯亂，使得世上專門研究傷寒的人，想要在我已成不變的軌跡上劃分門類，卻沒有門類可以劃分；想要在我已然存在的路徑上歸類證候，卻沒有證候可以歸類。空空洞洞一個六經，卻能同條共貫，在篇章斷開的地方反而有氣脈可以聯接，在間隔的部分無不有神理可以承接。其間迴旋映帶的奇巧，宛轉相生的妙趣，都存在於他所彙集的內容之中，也存在於他所彙集的內容之外。篇章本來就不是死板的篇章，那麼次序自然也不是呆板的次序。如果能從這裡探索，那麼不僅能獲得粗淺的認識，如同璇璣圖可以縱橫往返、自成條理一般。而且奇妙寄寓在平凡之中，精微隱藏在顯明之下。大凡《春秋》通過比對事件、組織文辭來判斷義例，《周易》通過抽換爻象、配合卦位來確定占斷，以及兵家出奇制勝，向人展示陰陽開合的路徑，奇門遁甲中避開凶險、趨向旺相，為人開啟生、傷、景、杜等門戶的方法，都從這裡產生。通過這些來領悟仲景的《傷寒論》，它並非是從仲景的傷寒學說中另外分出的一部拘泥於文辭義理的書，要人們去尋章摘句；而是從仲景的雜病理論中融合而成的一部變化無窮、圓融應變的書，要人們去溫故知新。我因此得以分條梳理了我所要分條梳理的內容，並妄自認為仲景允許我這樣分條；辨析了我所要辨析的內容，並妄自認為仲景允許我這樣辨析。至於那精微的言論斷絕了或許並未真正斷絕，宏大的義理乖違了或許並未真正乖違，對古人來說是錯誤的或許對古人來說並不錯誤，這些問題，我對於仲景的理論另有辨析，而對於王叔和的體例另有貶斥。這又是苦於我一個人的心量有限、眼光短淺，只能通過省減字句的方法來讀古人的書。我是從仲景論中的字句和辨證上研讀，心領神會，再用筆記錄下來，以求避免像道聽塗說的人那樣自暴自棄罷了。放眼天下，他們的心量、眼光，比我超越一倍、五倍、千倍、百倍、億倍、萬倍的人，哪裡會有限量呢？用天下無窮無盡的智慧，來宣發仲景無窮無盡的奧妙，何妨讓每個人的心中，各自呈現一部《傷寒論》？精妙的義理一旦產生，陳舊的言論自然就會消失。從此以後，如果有瞭解我的人，又怎能知道不會是我心中非常牴觸的呢？如果有責備我的人，又怎能知道不會是我心中非常歡喜的呢？我又何必在前人面前辛苦地將自己的言論視為珠玉，在後人面前又辛苦地將其視為糟糠，預先要在天下無窮無盡的心量上，放置一個東西，更要在天下無窮無盡的眼光上，容納一粒灰塵呢？時康熙九年庚戌年秋季八月，新安程應旄記於吳門的遐暢齋。

汪琥說：《傷寒後條辨》是康熙年間新安人程應旄（字郊倩）所條分注釋的。此書共分六集：第一叫做「禮集」，卷首收載仲景自序，其次辨《傷寒論》，共五篇，其次貶斥王叔和序例的虛假內容，這些都不列入卷次。第二叫做「樂集」，辨脈法為卷之一，平脈法為卷之二，辨痙濕暍脈證為卷之三。第三叫做「射集」，辨太陽病脈證篇第一為卷之四，辨太陽病脈證篇第二為卷之五。第四叫做「御集」，辨太陽病脈證篇第三為卷之六，辨陽明病脈證篇第一為卷之七，辨陽明病脈證篇第二為卷之八。第五叫做「書集」，辨少陽病脈證篇為卷之九，辨太陰病脈證篇為卷之十一，辨少陰病脈證篇為卷之十，辨厥陰病脈證篇為卷之十二。第六叫做「數集」，辨霍亂陰陽易差後勞復病為卷之十三，辨汗吐下可不可為卷之十四，敘述一百一十三方為卷之十五。書後又附有《原論》《條辨》《尚論》的編次，意圖是讓後學能將這四本書合起來參看，以便於檢閱。這是程氏的一片苦心，獨自提出自己的見解，來條理這本書。然而此書閒話太多，徵引經史百家的言論，以及歌曲、笑談，無所不包，卻完全沒有要點，這和癡人說夢有什麼不同？恐怕注書的人沒有這種體例吧。至於他每一條承上啟下，註釋合情合理的地方，並非學識淺薄的人所能達到，不能因為他的缺點而拋棄他的優點。《程氏（應旄）傷寒論贅余》一卷，現存。

題詞說：我的性情頗為懶散，有時有所著述，隨手就遺失了。《後條辨》能夠成書，全靠我的弟子王仲堅為我綜合編輯，才不至於零星散失。今年春天王仲堅北上京師，臨走時忽然手拿這一卷稿子，高興地對我說：「這是先生您未注《條辨》時的遺稿，我將前後零散的稿子連綴抄寫成冊，尋找了三年都找不到，今天忽然從箱底翻出來，對著它感覺神采煥發，打算為先生補刻到文集之中。」我摩挲了一遍，反而覺得面生，尋找原來的自己，實際上是從「說了又說」的地方認出這是安足雁之前的論述。王子說：「先生所重視的，在於對張仲景、王叔和兩家進行辨析，其中存在著大善大惡，說了又說又有何妨？」他竟然沒有告訴我就交付刻印了。我笑著說：「王子只是偏袒私心，喜好他的老師罷了，竟然不顧我身上長出一個贅瘤來了。」刻成之後姑且用「贅余」來稱呼它。康熙壬子年六月記。程應旄（郊倩）。《陳氏（亮斯）傷寒論注》未見。

汪琥說：康熙年間武陵人陳亮斯所著。他的書尚未刻版印刷，我偶然在友人周孝斌那裡抄得草稿兩本。他注解仲景的理論，

能夠獨自提出自己的見解，而不沿襲成無己、方有執、喻嘉言等各位學者的說法。每一經的病證，必定依照王叔和原來的次序，反覆注解，非常深入合理。可惜他的書不完整，所抄錄的只有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這五經的病證罷了。我想要乘船前往武陵拜訪這個人，傳抄他的書，卻未能如願。沒想到周孝斌已經去世，自己感嘆歲月不等人，著書立說的念頭更加急切，最終不能看到他的全書，實在是一件憾事。

《程氏（林）傷寒論集》未見。按：以上見於《金匱要略直解》凡例。《史氏（以甲）傷寒正宗》八卷，現存。

凡例說：王叔和編次仲景的書，引用軒岐的經典，夾雜自己的意見，並為之作序例。後人不加考察，錯誤地將其視為仲景的言論，又因為其說法與《內經》不合，於是勉強為之辯解。這失去仲景原意的地方，何止十倍百倍呢？現在仍依仲景原文，分成十篇，再加上合病七篇，共計三卷。或許能夠像淄水、澠水那樣有所區別。雖然算不上對仲景有功勞，但對於後學的津梁橋樑來說，未必不是一個指南。一、仲景的書文字典雅純正，意義深遠。成無己順著原文進行順釋，最為詳盡明瞭，但間或有錯誤舛漏之處。趙開美、張卿子等諸位賢達，極力加以糾正。近日喻嘉言著作《尚論篇》，大肆闡發宗旨。我匯集各家學說，引申為直解，使讀者在言語之下便能心領神會，無需煩瑣的言辭解說，就能瞭然於胸。至於原文則用大字書寫以留存仲景原貌，注解則分開疏解，以便於賢者誦讀，也不願讓拙劣的內容擾亂經典規範。希望讀者明察。一、王宇泰先生依據婁氏《綱目》，纂輯《準繩》，在各種證候下先完備地列出仲景的治法，然後將諸位賢達的後續治法附在後面。驗證證候、尋求治法，便於檢閱，所以不厭煩其重複。不過仲景的書，如果熟讀探究，自然能夠觸類旁通。僅僅查閱一兩條，又怎能窮盡其中的深奧義理呢？現在全部刪去其中的重複內容，是因為不願讓學習者鹵莽地求取。一、《傷寒論》一書，仲景的方論如同經典，諸位賢達的方論是用來輔助經典的。如果尊崇仲景而遺棄後世賢達，難道不是好古的過失嗎？將諸位賢達的方論編排在仲景之後，或許能有所輔助，從而使其更加彰顯。一、王宇泰先生說：「黃帝、岐伯好比伏羲、文王，仲景大概就是孔子吧。」凡是後世賢達立論，如果不以黃帝、岐伯、仲景為準則，全都是主觀臆測之說。現在保留而不刪除，是擔心刪除了人們會認為我有所遺漏，因此保留它們並加以辨析。一、仲景的書是按照六經來編排的，各家方論則是根據證候參差交錯，意義完備了。王宇泰先生的《準繩》也分為六經。這裡只列舉證候的原因，是因為一個證候可能涉及多條經脈，將其歸屬於某一條經脈是不恰當的。

周斯的序說：從前張仲景撰著《傷寒方論》，立法三百九十七條，處方一百一十三首，當時被稱為醫聖。西晉王叔和編次他的書，引用《內經》，摻雜自己的意見，於是使得張仲景的原本未能流傳於世。因此許叔微撰寫《傷寒辨疑》，龐安時補充《傷寒方論》，錢仲陽著作《傷寒旨微》，王好古著作《仲景詳辨》及《辨惑》。這正像秦始皇焚燒經書之後，漢魏以來的各位儒者，搜集遺文、訂正訛誤，箋注、注疏、傳承，經書雖然再次大大地顯明於世，但終究不能見到全書。等到方約之著作《傷寒書》，前代儒者稱之為集大成，然而張仲景的原本，終究未能辨別清楚，有時對有時錯。我的朋友步丘人史子仁先生，隱居不做官，年少時曾受教於名醫袁秦郵，學得他的脈訣，潛心研究，窮盡極致，於是通曉深奧玄妙的醫理，判斷疾病預後、決斷生死，指下立刻就能辨別。他將所學在實踐中驗證之後，又取來張仲景的原本，分析哪些是仲景的理論，哪些是叔和的說法，在前面列出提綱，在後面進行辨析解釋。從此，張仲景的原本再次大大地顯明於世。書名叫做《傷寒正宗》。書成之後，我為它作序說：布帛、糧食、醫藥，這三者都是維繫人類生存最為急迫的東西。沒有布帛，就會因寒冷而死；沒有糧食，就會因飢餓而死；沒有醫藥，就會因疾病而死。同樣是死，而醫藥尤其緊要。過於寒冷或過於炎熱，布帛可能導致死亡；過於飢餓或過於飽脹，糧食可能導致死亡。對於那些導致死亡的因素，能夠讓人得以生存的，只有醫藥。但錯誤地使用醫藥而導致死亡的，挽救的方法就在於醫書。因為著書立說的都是過去的聖賢，是通曉醫理的人，然後才能做到。李明之號稱神醫，他的《東垣十書》在傷寒方面尤其擅長；朱彥修當時被稱為醫聖，曾著作《傷寒辨疑》。這些著作總的來說，都是闡發張仲景方論中所蘊藏的奧義。《正宗》這本書，辨別證候是陰是陽，以及看似陰證實是陽證、看似陽證實是陰證的情況，這來源於許叔微、王好古的理論。審察其變證就能立即知道其本證，觀察其標病就能立即知道其內傷，這來源於龐安時、錢仲陽的理論。李明之擅長使用補中益氣法，這是前人未曾有過的；朱彥修對此提出非議，認為西北之人陽氣容易下降，東南之人陰火容易上升。而《正宗》不固守現成的方劑，只根據切脈來論治：有以補法為主的，就是李明之的方法；有以瀉法為主的，就是朱彥修的方法。將二者合起來參考，以形成一個統一的、正確的理論。我聽說，醫者只能救治一時一方，而醫方卻能流傳救治天下後世。像史先生這樣的人和他的這本書，功勞就不止於一時一方，而在於天下後世了。瀨水遺民周斯頓首撰寫。

魏曰祁說：江都史子仁先生的《傷寒正宗》共七卷。前三卷是解釋仲景的原文，後四卷是選取諸位賢達的理論來輔助仲景。共計收錄藥方兩百多首，採集了二十二家的方論。其內容完備，其旨意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