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汪琥曰。仲景論。為方書之祖。以內經中有論而無方也。叔和起而撰次之。知尊仲景矣。但其於仲景論中。插入己意。使學者不知孰為仲景。孰為叔和。以故後人誹議之。云叔和變亂仲景傷寒論。故其脈經。亦受高陽生所竊取。此其報也。然仲景書。當三國時兵火之後。殘缺失次。若非叔和撰集。不能延至於後。復有成無己。為之註解也。今醫勿但責叔和之過。而忘叔和之功。
汪琥說：張仲景的著作，被認為是方劑書籍的始祖，這是因為《內經》雖然有理論但沒有方劑。王叔和興起而編纂整理了它，由此可知他尊崇張仲景了。但是他在張仲景的論述中，加入了自己的意見，使得學習的人不知道哪些是張仲景的，哪些是王叔和的。因此後人批評他，說王叔和變亂了張仲景的《傷寒論》。所以他的《脈經》，也被高陽生所竊取，這就是他的報應。然而張仲景的書，在經過三國時代的戰火之後，殘缺不全、順序錯亂。如果不是王叔和編纂收集，就無法流傳到後世。之後又有成無己為它作注解。現在的醫生不要只責備王叔和的過錯，而忘記了王叔和的功勞。
原文
又曰。傷寒論。自成注以後。在昔明醫。如李東垣不過以治法略舉其要。朱丹溪亦僅以疑處。摘問其目。未聞有以仲景原論全解者。至明季有歙人方中行。著傷寒條辨八卷。乃成氏之後一人而已。我朝初有喻嘉言者。推廣方氏未發之旨。著尚論篇五卷。是亦仲景之功臣也。復有程子郊倩。即仿二書之意。著後條辨六集。其中亦有可採之處。所可嫌者。三家之書。皆倒亂仲景六經篇原文。彼雖各有其理。要之六經原次。或當日叔和未盡改易。其間仲景妙義。焉知不反由此新編而盡失耶。況方書治病。不過欲每條解明。不致醫藥有誤而已，非若文公章句。必欲承上起下也。孔子云。愛禮存羊。凡六經原次。余不敢亂叔和之舊。
又說：《傷寒論》從成無己作注以後，在過去的名醫中，像李東垣不過以治法稍微列舉其中的要點，朱丹溪也只是對有疑問的地方，摘錄提問其條目，沒有聽說有誰對張仲景的原論作過完整解釋的。到了明朝末年，有歙縣人方中行，著作了《傷寒條辨》八卷，是成無己之後唯一的人物。我們清朝初年有喻嘉言，推廣方氏未能闡發的意旨，著作了《尚論篇》五卷，這也是張仲景的功臣。又有程郊倩，就仿照這兩本書的意思，著作了《後條辨》六集，其中也有可以採納的地方。所令人嫌棄的是，這三家的書，都顛倒了張仲景六經篇章的原文。他們雖然各自有他們的道理，但總之六經原本的次序，或許當天王叔和並沒有完全改動。其間張仲景精妙的義理，怎麼知道不會因為這種重新編排而完全喪失呢？況且方劑書籍治病，不過是希望每一條都能解釋清楚，不致使醫藥有誤差罷了，並非像解釋文章章句那樣，一定要承上啟下。孔子說：「我愛惜禮儀，寧可保存羊的祭祀。」凡是六經原本的次序，我不敢變亂王叔和的舊有編排。
原文
又曰。王叔和編次仲景方論三十六卷。當是十六卷。據論集中雲。仲景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叔和編次。何至遽增二十卷書邪。況仲景當日。止著論二十二篇。尚未分為幾卷。至叔和。始託名仲景。撰成並辨脈平脈法。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則是醫林列傳。云三十六卷。誤矣。相傳仲景論。有一百一十三方。考其書十卷內。計方止一百一十二道。
又說：王叔和編次張仲景的方劑論述共三十六卷，應該是十六卷。根據《論集》中所說，張仲景撰寫《傷寒雜病論》共十六卷。王叔和編次，怎麼會突然增加二十卷書呢？況且張仲景當天只著作了二十二篇論文，還沒有分成幾卷。到了王叔和，才假託張仲景的名義，撰寫完成並加入《辨脈法》、《平脈法》，成為《傷寒雜病論》共十六卷。那麼《醫林列傳》說三十六卷，是錯誤的。相傳張仲景的論著有113個方劑，考據他的書十卷之內，總計方劑只有112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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