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當去水溫補轉劇論二十四

留飲，是停滯的證候，不過是積水罷了。王叔和的《脈經》中，將它分為四種：痰飲、懸飲、支飲、溢飲。

《千金要方》又分為五種，都是根據疾病的形態而命名。如今我都不討論，只論述飲證的成因。

其成因有五種：有因憤怒抑鬱而得的，有因睏乏疲憊而得的，有因思慮過度而得的，有因痛痛快快飲水而得的，有因炎熱時受寒而得的。飲證雖然繁多，但都不超出這五種。

因憤怒抑鬱而不能伸張，肝氣就會侵凌脾臟，脾的運化功能失常，所以形成留飲。肝主宰思慮，長期思慮而不能決斷，水飲之氣就運行不暢。

脾主宰思慮，長期思慮而不停止，就會使脾氣鬱結，所以也會形成留飲。

人因勞累遠行，趁著睏乏時飲水，脾胃功能已經衰退，因而嗜睡，水液不能布散到脈中，也會形成留飲。

人如果飲酒過多，腸胃已經充滿，又繼續增加，膀胱經來不及滲透排泄，長期如此，也會形成留飲。

因盛暑時津液乾枯，喜歡飲用寒水，本想止渴，卻痛快地喝了太多，安逸而不活動，也會形成留飲。人如果患上飲病，難道能超出這五種原因之外嗎？

水是陰性的物質。積水就會產生濕邪，停酒就會產生燥邪，久了就會變成痰。

停留在左脅的，像肥氣；在右脅的，像息賁；向上進入肺就多咳嗽；向下進入大腸就變成腹瀉；進入腎就變成湧水，水聲潺潺如同皮囊中的漿液。

水飲在上下無處可去，因此在太陽經就形成支飲，都是因為氣機上逆而造成的。

所以濕邪在上的，眼睛發黃、面部浮腫；在下的，大腿膝蓋腫脹厥冷；在中焦的，撐滿脹悶、痞塞不通、痰液上逆。

停留在陽分不去的，久了就化為氣；停留在陰分不去的，久了就變成有形的病變。

如今立方施治的人，慣例都說飲證是寒邪積滯，都用溫熱的藥物來溫補它、燥化它。

寒飲停留在體內，反而用熱藥從上面強行用藥，就被寒邪所阻擋。

水濕沒有消除，反而增加心火；火既然不能下降，水反而向下灌注；上面上焦乾枯，下面下焦寒冷戰慄。

《內經》說：出人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他們不相信嗎？何況留飲在下的沒有補法，氣機正在阻隔堵塞，用補法反而更加嚴重。他們哪裡知道《內經》所說的「留者攻之」？為什麼後人如此不效法古人呢！

而且用白朮、人參、茯苓，讓飲證患者服用，尚且增加閉塞，何況是用燔針艾灸，那種痞悶就更可想而知了。

前人配製五飲丸用了三十多味藥，其中有礬石、巴豆、附子、烏頭，雖然是攻下之法，最終仍是燥熱的性質，雖然也有寒藥相配，但力量孤單無援。

所以當代劉河間依據張仲景的十棗湯，製備三花神佑丸，並加入大黃、牽牛子。新得的疾病，服用三、五十丸，氣流通暢、飲邪消除。過去有患這種病的人，幾十年都沒有治好。

我診斷他，左手脈三部，都是微弱而細小，右手脈三部，都是滑實而洪大。微小表示寒，滑大表示燥。

我用瓜蒂散，催吐出寒痰好幾升，出汗像澆灌一樣；接著用導水丸、禹功散，清除腸胃中的燥糞也好幾升，病人好了一半；然後用淡味的方劑流化剩餘的積滯，用降火的方劑開通他的胃口，不到一個月就痊癒了。

黃連、黃柏，可以清上焦的燥濕；黃耆、茯苓，可以補下焦並滲利濕邪。這兩類藥物可以用在善後，不可以作為先驅的方法。

還有剩餘未盡的，可以用苦葶藶、杏仁、桑白皮、椒目這些逐水的藥物，深伏的水邪都能祛除了。

治病有一定的先後次序，不可隨便用藥。邪氣沒有祛除的時候，千萬不可用補法。

大病邪氣剛去除，恐怕反而會讓正氣增盛，比沒有治療的時候還要嚴重。

過去河內有個人患有飲病，醫生判斷是脾濕，用木香、牽牛二味藥製成散劑讓他服用，腹瀉了十多次，於是欺騙病人；又把散劑改成丸劑，再腹瀉十多次；又把丸劑改成散劑，又腹瀉十多次。病人非常困乏，睡了大約好幾天幾夜。

醒來之後，腸胃舒暢濕潤，只想喝粥，吃了一點點，一天比一天好起來。雖然同樣診斷為濕，但補法和瀉法不同，效果竟然相差這麼大。

《內經》說：歲土太過的年份，雨濕之氣流行，腎水受到邪氣侵犯，嚴重的就會發生飲證導致中焦脹滿。

太陽寒水司天，濕氣使萬物發生變化，水飲在體內停蓄，中焦脹滿不思飲食。

注釋說：這年太陰濕土在泉，濕氣覆蓋大地，疾病的原始起因，從地氣中產生。少陰君火司天，濕土為四之氣，民眾患病鼻塞鼻衄、飲證發作。又當土氣鬱積發作時，民眾患病飲證發作、腹瀉注下、足腫身重。又太陰之氣所到之處，形成積飲痞隔。又太陰之氣所到之處，蓄積脹滿。

又當太陰之氣過盛，以及太陰之氣來復時，都說飲證從中焦發作。

從此考察，土主宰濕的運化，不主宰寒；水主宰寒的運化，不主宰濕。天空多有烏雲雨水，地面有積水，都歸因於水。

在《內經》中屬土，冰霜凝結凍結，風氣寒冷淒厲，這是水的運化。所以說：丑未年是太陰濕土，辰戌年是太陽寒水。這兩種運化本來就不同，所產生的疾病也有差異。濕土之氣太過，就會使飲證發作於中焦。

如今的人認為是脾土不足，那麼軒轅、岐伯流傳千年的典籍，可以信從嗎？不可以信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