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寒論曰脈虛身熱得之傷暑

李東垣說：“四肢發熱的人，有時會口乾、舌乾、咽喉乾燥，這是因為心臟產生熱，大小腸也產生熱，火熱之邪來侵犯脾土的主位，於是濕熱相互結合，所以會煩躁、胸悶、神志昏亂。四肢是屬於脾土，火邪侵犯它，所以四肢發熱。”

或者身體感到沉重，疼痛遊走不定，這是因為濕熱相互搏結，而風熱之邪鬱積無法舒展的緣故。”

我謹慎地考察各種疾病出現體表發熱的症狀，雖然表現相似，但脈象、氣機和疾病的根本原因是不同的。

因此歸類以上各例，所以張仲景論述傷寒這類急性病，發熱同時又怕冷的，是病發於陽分，它的脈象浮緊而澀，這是風寒之邪停留在榮衛之中的緣故。他區分出六經傳變的過程，脈象和證候多達二百多種情況。

有因為治療錯誤導致的變證，以及溫瘧、風溫、溫疫等病證，都是冬天感受了寒邪，到了春天引發各種脈象和證候的變化，這就是《傷寒論》這部著作產生的原因。

河間的劉守真論述熱病，認為是因為陽氣鬱結不通而產生熱，有時鬱結得更厲害反而會怕冷，這就是所謂的“亢則害，承乃制”，陽氣亢盛到極點反而表現出類似陰證的現象，這和傷寒病證有些相似，這就是《原病式》這部著作產生的原因。

東垣的李明之論述內傷脾胃的病證，剛開始發病時，大多呼吸急促而喘，身體發熱且心煩，脈象洪大，同時頭痛，或者口渴不止，皮膚不能耐受風寒，因而產生發冷發熱的症狀，這和感受外邪的傷寒病證很相似，這就是《脾胃論》這部著作產生的原因。

這三位先賢的論述，本來是為了推究闡明《內經》中關於疾病機理的精義，梳理熱性病證標本的不同，不要將這個病證看作是那個病證。

然而學習的人如果不能審察其中的義理，而各自固守一家的學說成為專門之見，因此朱丹溪先生說：“先學習張仲景著作的人，以傷寒為主要關注點，恐怕會把內傷病誤診為外感病；先學習李東垣著作的人，以胃氣為主要關注點，恐怕會把外感病誤診為內傷病；先學習劉河間著作的人，以熱邪為主要關注點，恐怕會把寒證誤診為熱證。

不如先以《內經》為主要學習對象，那麼自然就能靈活變通，因為《內經》的義理，是既精深又廣博的。”

既然如此，那麼如果沒有這三位先賢的論述，我們又從哪裡能知道《內經》義理中那些積聚隱微的深意呢？

只是如果不能審察其中的義理，而各自固守一家的學說成為專門之見，將這個病證看作是那個病證，耽誤的人就太多了。唉！朱丹溪的意旨真是精微奧妙啊！

我仔細觀察張仲景的治法，必定是憑藉脈象來驗證證候，施以治療，變化無窮，深深地符合《內經》的宗旨。

例如寒邪在體表，就用辛溫的藥物發汗；寒邪在體內，就用辛熱的藥物溫裡；病邪傳變到半表半裡，就用甘寒的藥物和解；病邪傳變進入體內，就用苦寒的藥物攻下，涼性的方劑也未曾完全棄置不用。

大體上，一定要憑藉脈象來驗證證候，以便自己能夠通達變化，不能像這樣固執於某一理論或專用某一方劑。

何況人體的疾病，有水與火徵兆的細微差別，就像王冰所說：“發熱時來時去，白天出現夜晚隱伏，或者夜晚發作白天出現，按季節時令而發動，這是沒有火邪的表現。”

這個例子本來就是劉河間論述“亢則害，承乃制”的病理模式，也差不多是這樣了。

朱丹溪更有關於陰陽的論述，認為怕冷不一定是寒證、怕熱不一定是熱證，因為人體的疾病，水與火的徵兆，隱微或顯現難以預測，前代賢哲推究論述也已經很完備了。

然而張仲景論述傷寒的脈法，也未嘗不引用雜病的情況；劉河間論述熱證的脈法，卻還不夠詳盡。

學習的人如果能以張仲景的學說為根本，再參考王叔和的脈法，自然就能辨別內傷病與外感病的區別。

就像王海藏所說：“張仲景說弦脈、澀脈屬於陰脈，王叔和說弦脈、澀脈屬於陽脈，雖然有陰陽歸屬的不同，但都離不開‘脈數為熱，脈遲為寒’這個基本原則。”

張仲景和王叔和的論述本來就是兩個不同的途徑，並非相互違背，把它們合起來看，都是正確的。

張仲景所說的傷寒，是病邪從體表經由氣分侵入，所以把弦脈當作陰脈，邪氣從外侵入，首先侵犯太陽經；王叔和所說的雜病，是病邪從體內經由血分發出，所以把弦脈當作陽脈，疾病從體內產生，首先影響少陽經。如此一來，雖然形體證候有相似之處，但脈象、氣機和疾病的根本原因是不同的。

學習的人如果能審察清楚這個道理，那麼自然就能通達變化，不至於將這個病證看作是那個病證，僅僅侷限於固執的理論和專用的方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