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蘇子瞻端明辨傷寒論書

安時我所撰寫的《傷寒解》，實際用心三十多年。廣泛尋求各家著作，反覆參照比對，確定可以施行的才敢編排次序；歷來評斷脈象、辨別證候，處理應對湯藥方劑，相當了解實際效果，不敢輕率謬妄，誤害人命。

四種溫病、敗壞的證候，自王叔和之後，很少有明白詳細辨別的人，所以醫家一律按照傷寒症來施用汗法、下法。

傷寒有金、木、水、火四種，有可以用汗法、可以用下法的道理。

感染異常之氣又變化成四種溫病，溫病如果當作傷寒施用汗法、下法必定死亡，傷寒的汗法、下法尚且可能有錯誤，何況對於溫病懵然無知呢？天下冤枉而死的人超過一半，確實不是虛假的啊。

國家考訂修正醫書，沒有不詳盡完備的，唯獨這異常之氣敗壞的證候，沒有空閒廣泛增補其治療方法。

安時我所以區區略述心意，是想讓家家戶戶閱讀方劑容易施行使用，自然可以隨著證候調整治療，脈象自然詳盡明瞭，不需求助庸碌粗疏的醫生，甘願走向枉死的命運啊。

假設有人問孫真人說：現今時節日月短促，藥力輕虛，人多有巧詐的心思，感染的病邪厚重，用藥就多。又說：特別注意重複用藥才有力量。

自孫真人到現在，相距越來越遠，藥反而太輕省，是什麼原因呢？

安時我妄自猜測，唐朝遭遇安史之亂，藩鎮跋扈，到了五代，四方的藥物很少流通，所以醫家很少使用湯液，大多施行煮散。

再說近世的人，嗜好慾望更加深重，天行災害增多，用藥極度耗費。日月更加短促，地脈更加稀薄，產出的藥物最少。

怎麼知道的呢，安時我曾在民間人家，看到他們遠祖所記錄的方冊，上面記載著往日事跡，其中有一段記載廣順年間，巴豆每兩值二千文，足以知道藥物沒有流通。

況且溫疫這類疾病，《周官》沒有記載；斑瘡、豌豆瘡，起始於魏晉時期；腳氣起源於晉朝末年，所以知道年代越近末期，天災越來越多，用藥也極度耗費。

礜石、曾青之類的藥物，是古人治療眾多疾病、頑固腹內腫塊的主要藥物，如今王公大人家尚且可能缺乏使用，民間的情況就可以知道了。

人參在皇祐年間，每兩值二四千文，白朮向來每兩十幾文，如今增加到四五百文，產出的州縣土地，像帶子般接連不斷，民戶種植藥苗，因而獲得厚利，足以知道地脈越來越稀薄，產出的藥物最少啊。

湯液的製備，遭遇天下禍亂長久的時期，地脈稀薄、產物匱乏的時代，天災眾多的世道，怎麼能不吝惜而改為煮散呢。所以如今世上的上等醫工治病，比起古人和中等醫工已經是幸運的了。假設有人問現今的升秤與古代不同。

其中的要點是以古代的三升，折合現今的一升；古代的三兩，折合現今的一兩。

雖然如此，民間不曾依照這個方法，而使用古方的人，不能自己理解如何裁減。

又比如，附子一枚折合半兩，是用一錢三個字為一枚，使人疑惑混淆，怎麼能夠依從習俗呢？

安時我說唐朝大和年間，徐氏撰寫《濟要方》，其序言說：秤兩與前代不同，升合與當時稍微有差異。

近來重新編纂集合，依據舊本刪減修改，不只是增減藥物適中，實際上分量也不多。

又說：如今所刪定六十三篇，六百零六首，編纂成六卷，在所屬的州縣，標誌建立碑牌，明確記錄各個方劑，以備眾多需要。

又說：時逢聖明的曆法，年份屬於大和，便以《大和濟要方》為名。詳細記錄如下，已經上奏過，准予敕令頒布實行。此方已經遭受兵火毀滅。

安時家中收藏得到唐朝人用朱墨書寫的版本，紙張書籍腐爛，首尾不完備，難以辨別徐氏的官銜與名字。不知道本朝崇文院的各個書庫，有沒有這個版本。

安時我說裁減古方，應當依照徐氏的辦法，以符合現今的升秤；希望普遍適用，只是增加藥物的枚數、粒數罷了。

因此仲景的各個古方按照次序，再次允許減半，芍藥湯中已經記載得很詳盡了。

陶隱居說：古今人體，的大小可能有不同；臟腑血氣，也有差異，請用自己的意思斟酌衡量藥品的分量，引據古人來說明，取所需服用多少來配合。有的以一分為一兩，有的以二銖為一兩，用酒杯當作升是可以的。

如果一一分毫計算核對，像古方承氣湯，水少藥多，怎麼來裁減呢？

所以《聖惠方》的煮散，全部都是古代的湯液，哪裡需要一一計算多少。

治病都有依據，驗證在於調研學習多了，才敢自己斟酌罷了。

假設有人問暑熱重於溫病的，應當使用重複方，卻大多使用煮散是什麼原因呢？

安時我說夏季月份大多自汗，腠理容易開泄，經書上說：天暑地熱，經水沸騰溢出，所以使用煮散。

有的病勢重的，就在湯證下面注明說：不可作煮散。像這一類的很多，姑且引用大概。俗話說：耕地應當問奴僕，織布應當訪婢女。

士大夫雖然喜好這門學問，未必深有造詣，宮廷嫉妒、朝中嫉賢的人很多，吹毛求疵，安時我豈能不畏懼毀謗，更希望省察狂妄盲瞽的言論。千言萬語褻瀆聽聞，惶恐喘息沒有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