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初診用藥

初診時開立處方，適宜使用小劑量，劑量不足還可以追加補充，劑量過多恐怕難以補救。

如果遇到傷寒，似乎可以用麻黃湯，但姑且用羌活、防風。江南沒有真正的傷寒，麻黃湯很不合適使用。

過去陶節庵創制九味羌活湯，來代替麻黃湯，實在是用心良苦。

知道人受寒邪侵襲就會發熱，所以在方中特別稍微加入生地、黃芩來預防，真是好方法。

但我考慮初次受到寒邪時，黃芩、生地終究考慮得太早，往往去掉黃芩、生地，加入當歸、赤芍，配合二陳湯來調和暢通陽明，使痰不產生而邪氣無處盤踞，寒邪比較容易解除，而發熱也不會太嚴重，似乎也是一得之見。

遇到陰虛不能化汗的患者，當歸用至八錢，一出汗就解除。曾經治療李青原頗有成效。這樣的運用，學者應當知道。至於傷風，也不必突然使用桂枝。

南方的風氣柔弱，不像北方的風氣剛強，只需蘇葉、杏仁、二陳湯加防風一錢左右就可以解除。

如果頭痛、項強，太陽經受傷，沒有出汗，那麼羌活、防風也可以稍微加入。

如果畏懼風兼畏懼寒冷，那麼桂枝也可以加入使用，但不宜過多。

至於時邪症候，是天地間六淫之氣，不完全是寒邪，也不完全是熱邪。如果受到風寒，就按上面的方法治療。

如果受到暑邪，大多從口鼻侵入，侵犯心包，三陽經的藥物完全不適用，適宜用清暑益氣湯、六一散或生脈散，在醫書的暑症門類中斟酌使用。

只是暑能損傷氣，不可隨意使用溫散；暑能損傷陰，不可隨意使用剛燥。如果受到熱邪，就是所謂的陽邪，與暑邪是陰邪不同。

所以受到暑邪必定有汗，而受到熱邪必定無汗；受暑心中就會懊惱不適，受熱神情就會煩躁不安。服用人參白虎湯、天生白虎湯，一出汗就可以解除。

有治療太晚，熱邪侵入心包的，就必須使用犀角地黃湯。

診治這種情況必須分析清楚，絕對不可以把暑、熱混為一類。至於長夏受到濕邪，有適宜燥濕的，有適宜利濕的。

但長夏受濕，往往兼有暑邪，暑傷氣，暑傷陰，專門用燥濕、利濕的方法，又恐怕反而傷了陰氣，濕更難化解。

古人以補中益氣湯調理脾胃，濕自然不能困脾；以六味地黃湯治療下焦濕熱，而濕熱因為滋養陰液而化解。這些都是治本的方法。

如果先治其標，則五苓散、四苓散、平胃散、小分清飲、滲濕湯，都可以適宜選用。

總之，濕有還沒化熱的適宜用燥法；逐漸化熱的適宜濕熱兼治，古方之所以有二妙、三妙的原因就在於此；濕有完全化熱的，就適宜專門治療其熱。

現在的人總是說濕熱，卻不分這三種情況來治療，所以很少見效。

至於冬傷於寒，春傷於風，夏傷於暑，秋傷於濕，這是《內經》說的。

而喻西昌增加為長夏傷於濕，秋傷於燥，實在有非常正確的道理，足以補充《內經》的缺失。

常見秋分以前，或者暑氣未盡，濕氣也未盡；秋分以后，暑濕都退去，金風吹拂，燥火侵犯人體，肺不耐燥，所以產生咳嗽，喻氏清燥救肺湯確實可以獲得療效。

而柯韻伯卻認為多此一舉，這只不過是想抹煞前人，炫耀自己高明罷了！就他的傷寒註釋之書，怎麼能像喻氏那樣深入淺出呢？我們應當遵循喻氏的學說，秋燥這一方面，無需置疑，這樣才可以全面掌握六淫之氣，而詳細審視時邪疾病。

但用藥的道理，適宜用小劑量，取得效果後才逐漸增加。李士材說：將要用寒涼藥，先用清法；將要用溫熱藥，先用溫法。

後人遠遠比不上前人，怎麼能任意妄用呢？至於大寒、大熱的藥物，尤其應當謹慎。寒藥如同水，熱藥如同火。

譬如一本書，掉落水中，急急忙忙撈起，難免會破爛；掉落火中，急急忙忙救起，難免會枯焦。

病人的臟腑，怎麼能承受破爛、枯焦呢？至於用下法，更應當慎之又慎。

六淫之邪，例如風寒便祕、腹痛拒按，熱邪傳入裡層、神志糊塗胡言亂語，可以用下法，然而不是瘟疫，也不能過早用下法。

至於暑濕也可以用下法嗎？戴北山的《瘟疫明辨》，比吳又可的《瘟疫論》要好。

但他的書只有辨氣這一条，說瘟疫必定產生屍氣，不產生腐氣，可見時邪、瘟疫的分別，而其餘所論的，則都是時邪，為什麼不說《時邪明辨》，而說《瘟疫明辨》呢？其中最誤導人的，是說下法至少用三劑，多的則有一、二十次。

人的腸胃沒有血肉，不得已而用下法，未嘗不傷氣血，下法用到一、二十次，豈不是邪氣和正氣都消亡了嗎？戴北山究竟治好過什麼人，具有什麼成效，並沒有醫案，卻發表這樣荒謬的言論，他的危害不是更超過吳又可嗎？現在的醫生，輕率用下法，往往拿這個作為藉口。

現在有位姓某的鄉村醫生，在城中行醫，喜歡用下法，多次貽誤病情，每次都以用下法太遲、下得太少作為說辭。

我親眼見到李家的孩子出麻疹，被他再次用下法而死，卻仍然堅持戴氏的學說作為辯解，難道不令人深感痛恨嗎！我這一篇真可以稱得上是明辨，我們後人應當細細玩味，切記不要犯這樣的錯誤，不要辜負老人家的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