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古方自《靈》、《素》至《千金》、《外臺》，所集漢、晉、齊、宋諸名方，凡云一兩者，以今之七分六釐准之；一升者，以今之六勺七抄准之。古方權量皆起於律，古律侖容一千二百八十秠黍。《千金》論一撮者，四刀圭也；六十四黍為圭，半之為一刀圭；十撮為一勺，勺即侖也；兩侖為一合，合為升字之誤，一升共二千五百六十黍也。李時珍沿兩勺為一合之誤，更增十合為一升，則誤以傳誤矣。
古方從《靈樞》、《素問》到《千金要方》、《外臺秘要》，所收集的漢、晉、齊、宋各代名方，凡是說一兩的，用現今的七分六釐作為標準；一升的，用現今的六勺七抄作為標準。古方的權量都起源於律，古律的侖（容器）容量為一千二百八十粒秠黍。《千金要方》論述一撮，是四刀圭；六十四黍為一圭，一半就是一刀圭；十撮為一勺，勺就是侖；兩侖為一合，這裡的「合」是「升」字的錯誤，一升總共是二千五百六十黍。李時珍沿襲了「兩勺為一合」的錯誤，又增加「十合為一升」，這是以訛傳訛了。
原文
幸《千金》及《外臺》原文俱無此五字。可證二百四十黍為一兩者，《千金》云十黍為一銖。《圖翼》謂十黍當作百黍，非也。六銖為一分，四分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此則神農之秤也。
幸好《千金要方》和《外臺秘要》原文都沒有這五個字。可以證明二百四十黍為一兩的說法，《千金要方》說十黍為一銖。《圖翼》說十黍應當作百黍，這是錯誤的。六銖為一分，四分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這就是神農氏的秤。
原文
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錢匕者，以五銖錢為之。皆抄散，取不落為度。古人用散藥，以刀圭抄取之，匕亦刀圭之意也。一刀圭，為三十二黍。方寸匕者，十刀圭也，方一寸匕之，實容三百二十黍，准今一錢。《千金》論錢匕者，以大錢匕抄之。若云半錢匕者，則是一錢抄取半邊耳，並用五銖錢也。
寸匕，製作成匕，正方形一寸見方。錢匕，用五銖錢製作。都是抄取散藥，以藥末不掉落為標準。古人使用散藥，用刀圭來抄取，匕也是刀圭的意思。一刀圭，為三十二黍。方寸匕，是十刀圭，用一寸見方的匕抄取，實際容納三百二十黍，相當於現今一錢。《千金要方》論述錢匕，是用大錢（五銖錢）的匕來抄取。如果說半錢匕，則是用一錢抄取半邊罷了，都是使用五銖錢。
原文
按：五銖錢，與開元錢徑同。一錢匕者，五分六釐也。半錢匕者，准今一分四釐也。一撮者，以三指為度。《千金》論一撮者，四刀圭也，得一百二十八黍，准今四分。
按：五銖錢，與開元錢的直徑相同。一錢匕，是五分六釐。半錢匕，相當於現今一分四釐。一撮，以三指併攏的容量為標準。《千金要方》論述一撮，是四刀圭，得到一百二十八黍，相當於現今四分。
原文
凡丸藥如梧子大者，准藥末一分；如彈丸及雞子黃者，准藥末一錢。《千金》論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准如梧子大也。如彈丸及雞子黃者，以十梧子大准之。
凡是丸藥如梧桐子大小的，相當於藥末一分；如彈丸和雞蛋黃大小的，相當於藥末一錢。《千金要方》論述刀圭，是方寸匕的十分之一，相當於梧桐子大小。如彈丸和雞蛋黃大小的，以十個梧桐子大小作為標準。
原文
宋林億以古三兩為今一兩，古三升為今一升，龐安常亦云然。此誤以漢之權墨為憑者，於古方不相涉也。故張介賓惑於鄭世子之《樂書》，定為古方一兩，今之六錢；古之一升，今之三合三勺者，尤為大謬。李時珍云：古方一兩，今之一錢；古方一升，今之二合半。亦非也。
宋代林億認為古三兩等於現今一兩，古三升等於現今一升，龐安常也這樣說。這是錯誤地以漢代的權衡為依據，但與古方無關。所以張介賓被鄭世子的《樂書》迷惑，定為古方一兩，等於現今六錢；古之一升，等於現今三合三勺，這尤其大錯。李時珍說：古方一兩，等於現今一錢；古方一升，等於現今二合半。也是不對的。
原文
夫以藥秤藥斤，農軒剏造之法物，孫真人祖述其意，定《千金方》首。今依四分為一兩為定，亦不依隋人以三兩為一兩之法。其述古藥斤制度中，即曰今人分藥不復用此。繼此有王刺史者，輯《外臺秘要》，每方必紀其所出。凡六朝所定，四分升合，皆兢兢法守，間有大升大兩，必分別具明。
用藥秤來稱量藥斤，這是神農、軒轅創造的法度，孫真人（孫思邈）遵循其意，制定在《千金方》的開頭。現在依從四分為一兩作為定則，也不依從隋人以三兩為一兩的方法。他在記述古代藥斤制度中，就說現在的人分藥不再用這個。繼此之後，有王刺史（王燾）編輯《外臺秘要》，每個方劑必定記載其出處。凡是六朝所定的四分升合，都恭敬地遵守法度，間或有大的升和兩，必定分別標明清楚。
原文
今良方具在，顧權量難求。棄若弁髦，強作解事者，從而式斷之，而醫宗之微旨，勢不至墮於地不止。觀東垣方，藥味多而分量輕。又宋時一切作煮散者，每服皆以五錢為例，可知仍不貴多也，蓋慎之也。近世醫者，任意重用為能，反以輕劑為膽小，殊不知重用而獲濟者，幸也；其或不濟而致害者，罪何能逭也。此皆不深考究以窮其理也，仁人志士顧如是乎。
如今良方都在，但權衡度量難以求得。人們棄之如敝屣，那些強作解人的人，從而主觀判斷，而醫家的精微旨意，勢必不墮落到底不止。看東垣（李東垣）的方劑，藥味多而分量輕。又宋代一切藥物都作煮散，每服都以五錢為例，可知仍然不貴重用量多，這是謹慎的緣故。近代的醫生，任意重用藥物當作本領，反而認為輕劑是膽小，殊不知重用而能救治成功的，是僥倖；如果沒有成功反而造成傷害的，罪過怎能逃避呢？這都是沒有深入考究以窮盡其理，仁人志士難道是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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