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曾文正公論史遷「扁鵲倉公傳」後

曾文正公是一代偉人，他的功勳載入史冊。他的言論如金石般流傳後世，怎麼會有說錯話的時候呢？然而夫婦都能了解的事，即使聖人也有不知道的。不知道並不妨礙什麼。

如果一定要把自己不知道的事強以為知，那就會有害於天下百姓，遺禍於後世。我對於曾公所論及的司馬遷為倉公、扁鵲立傳這件事，卻有不同的看法。

曾公說：用一種技藝來侍奉上位，用一種能力來救助他人，這是小人的行為。大人物呢，道德足以化育萬物，智慧足以驅使大眾。他如果真的有所選擇，不應當在這些方面津津樂道。

如果司馬遷確實通曉方術，而借以顯示自己的才能，這也是淺薄之人的行為。曾公的意思是說，倉公、扁鵲都是平民百姓，司馬遷在傳中大量詳細記載他們的事蹟是不合乎道理的。

當年曾公在蜀道中得了瘧疾，寒熱交替且耳朵發聾，這是少陽樞機的病。由於沒有及早治療，導致接連十天不能進食。

醫生只用一劑藥就治好了他的病，曾公不但不感激反而認為有罪過，在《西征詩》中稱這位醫生為庸醫，有「惡劣的雜草雖然已經鋤去，良好的禾苗也失去生長」的詩句，非常遺憾除草時傷及禾苗，可見曾公連農夫致力去除杂草的方法都不信任了。

瘧疾這樣的病，能用一劑藥就治好的，必定是深合張仲景和解之法的人。這是曾公遇到了良醫，只是他自己不認識罷了。儒學有君子儒，有小人儒。儒學尚且有兩種，何況是醫學呢？本來應當有所區別。

如果醫生可以一概被視為小人，那麼儒者也可以一概被視為小人嗎？

醫學作為一種學問，根本在於伏羲氏畫卦和后稷氏教導農耕，同等重要，豈能說是小道呢？

醫術可以寄託生死的大事，也與託付孤兒、委託性命於君子的行為沒有不同，豈能說是卑賤的差事呢？醫術精通的，也能惠及萬物。醫術有名的，也足以感動大眾。

讀書人如果確實胸懷大道在身，幫助百姓達到仁壽、免除夭折和疫病，正可以輔助朝廷治理、救濟百姓。

怎能不自重而只靠技藝侍奉官長，向下等同於那些為人舔瘡舔痔的人一流，離開鄉里而不被視為士人呢？

我聽說狄仁傑功在社稷，卻有在腦後下針使鼻端疣痣脫落的醫術。

范文正公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胸懷，卻懷有不成為良相就成為良醫的願望。

我的祖先陸宣公在朝廷中稱為內丞相，被貶到忠州時，也編集了古今的藥方。

這三位公卿都是大人物，卻都能行醫，難道都能稱他們為小人嗎？

《周禮》中對於疾醫的記載是多麼鄭重，自從後世史官將醫學列入方技之後，士大夫都以從事此事為羞恥，把這項工作交給市井之人，於是醫學中也終究沒有真正的人才了。然而儒學有君子儒，醫學又難道沒有君子之人嗎？

作為官員士紳的人，應當如何培養他們、珍惜他們、引導他們走上正道，而能承受這種鄙視呢？

司馬遷編寫史書，自古以來就受到推崇，而說他借倉公、扁鵲來顯示自己的才能，也是太淺薄的看法了。

測量子長（司馬遷）啊，曾公是一代偉人，他的言論必然世代作為天下的準則，所以更加不能沒有異議。

再談曾公患瘧疾，往來寒熱，耳朵發聾，十天不能進食，可見必然還有胸膈滿悶、脅肋疼痛的症狀，可以推知。

經書上說：少陽的經脈循行脅肋，絡連於耳，所以胸脅疼痛而且耳朵發聾。

張仲景根據這個理論，特地創立小柴胡湯一方，作為少陽病的和解之法。

醫生用少陽病的方劑來治療曾公的少陽病，病得以康復，而且康復得很快。

之前十天不能進食，所以病邪雖然祛除但元氣不能立刻恢復，這是必然的趨勢。

病既然已經除去，用甘味藥物調養，或者用飲食來調整，就不會有後遺症了。

品味曾公的詩意，他頗以不進行滋補為嫌，竟然就把去除病邪當作罪過。

既然這樣，那麼病是瘧疾，就一定不能用去瘧的方法，這和黃坤載縱然有承氣湯證，也一定不能用承氣湯；葉天士遇到火熱很重的情況，也一定不能用寒涼藥物的說法有什麼不同呢？不先去除病邪而先補虛，那麼病邪就無法去除。病邪不去除，身體就必然虛弱。虛弱了再補虛，補虛後病邪就更加不能去除。其後果如何，自然不必多說。這是人之常情。所以醫生過於迎合人情，就不是最好的境界了。

最近聽說俞曲園寫了《廢醫論》，不知道他是什麼用意，應當找來讀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