脾腎虛損

李士材說：人的虛證，不是屬於氣虛，就是屬於血虛，五臟六腑都不能例外。

然而特別提出脾腎的原因，是因為水是萬物的本源，土是萬物的根本，這兩個臟腑安定和諧，全身都能得到治理，各種疾病都不會產生。

脾稟受土的德性，脾安則土能生金（金的母親），金氣充實就能涵養水源，而且土不侵犯水，水就能安居其位，所以脾安而腎更加安寧。

腎兼有水火二性，腎安則水不挾帶肝氣上泛而侵犯脾土，火能幫助脾土運行而化生精微物質，所以腎安而脾更加安寧。孫思邈說：補脾不如補腎。許學士說：補腎不如補脾。

兩位先生深知五臟是維持生命的根本，又知道脾腎兩臟有相互資助的功能，所以他們的說法表面上看起來相反，實際宗旨是相同的。

救護腎的方法，必須根本於陰血。血主滋潤，血屬陰而主下降，虛則上升，應當收斂抑制，六味丸就是這樣的方劑。救護脾的方法，必須根本於陽氣。

氣主溫煦，氣屬陽而主上升，虛則下陷，應當升提托舉，補中益氣湯就是這樣的方劑。

近世治療虛勞，專門用四物湯加黃柏、知母，不知道四物湯都是滋陰的藥物，運行的是秋冬肅殺之氣，不是能夠生長萬物的方劑，而且補血的藥物通常容易阻滯，不適合痰多食少的人。補血的藥物如果經常使用，久了必然導致腹瀉。

黃柏、知母，它們性味苦寒，能瀉實火。名叫滋陰，實際上燥烈而損傷陰血；名叫降火，實際上苦味先入心臟，久了就助長邪氣，反而能夠助長火熱。至於敗壞脾胃，那更是不用說了。丹溪先生曾說：實火可以瀉，虛火可以補。虛勞證的火，是虛還是實呢？能夠用瀉法嗎？

糾正這個偏差的人，就動輒把肉桂、附子當作家常便飯，這只有火衰的人才適合。如果是血氣燥熱的人，難道不會助火為害嗎？

大體上虛勞的證候，疑難的地方不少，例如補脾保肺，方法應當兼顧實行。

然而脾喜歡溫暖乾燥，肺喜歡清涼滋潤，保護肺就會妨碍脾，補脾就會妨碍肺。

只有燥熱很嚴重，能吃飯而不腹瀉的人，潤肺應當緊急，而補脾的藥物也不可缺少。

如果是極度虛弱，食慾差腹瀉多，即使喘咳不安，也應當以補脾為緊急，而清涼滋潤的藥物應當避免。

脾有生肺的功能，肺沒有扶助脾的力量，所以補脾的藥物，比保肺更為重要。常見虛勞之死，多半死於腹瀉。

腹瀉的原因，多半是由於清涼滋潤的藥物，掌管家人性命的人能不為此戰戰兢兢嗎？又如補腎理脾，方法應當兼顧實行。

然而正要用甘寒的藥物補腎時，如果那人食慾減退，又怕對脾不利。

正要用辛溫的藥物健脾時，如果那人陰液損傷，又怕更加耗損腎水。

兩者比較衡量，較重視脾的原因，是因為脾土上交於心，下交於腎的緣故。如果腎嚴重虛弱而病情危急，又不可拘泥。

要知道在滋腎的方劑中，輔佐砂仁、沉香；在健脾的方劑中，加入五味子、肉桂，根據情況靈活運用就可以了。

又如沒有陽則陰無從生長，沒有陰則陽無從化育，兩者不應偏廢。然而東垣說：甘溫能除大熱。又說：血脫要補氣。又說：單一的陰不能生長。春夏的溫暖可以使萬物發育，秋冬的寒冷不能使萬物生長。虛證必須用人參的甘溫來補益，這是陽生陰長的道理。而且虛勞證能夠接受補益的可以治療，不能接受補益的不能治療。

所以葛可久治療虛勞，向來以神奇良好著稱，他留下的十個方子，用人參的有七個。

丹溪專門主張滋陰，他所記述的治療虛勞方案，用人參的也佔十分之七，不用人參的，不是新傷，就是病情輕淺罷了。

自從王好古肺熱傷肺、王節齋服人參必死之說流行之後，禁錮了後人的認識，心甘情願使用苦寒藥物，直到上吐下瀉，仍然不知悔悟，實在令人悲傷。

幸好李時珍、汪機等人詳細地為此辯駁，然而積久的習慣很難改正，遺留的禍害還在繼續。

不知道肺經本身有熱的人，肺脈按起來充實有力的，確實不適合用人參。

如果是火邪來侵犯肺，肺脈按起來空虛的，肺氣嚴重損傷，非人參不能保全。前代聖賢有言：土旺就能金生，不要過度拘泥於保肺。水旺就能火熄，不要急於清心。

可以說是透徹理解《內經》的旨意，深刻洞察治病根本道理的醫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