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明醫雜著》忌用（2）

又用甘辛燥熱動其血，不可說血不病，服參耆也不可說不多服，為何不死呢。

所有這些病症，按王氏的說法，不免都當作酒色傷陰，用滋陰瀉火的藥，然而丹溪都用參耆等藥劑治療而癒，並未見到助火增病的情況，大概是病證應當使用，不得不用的緣故，即使虛勞咳嗽吐血，也有不必迴避的情況罷了。

古今治療虛癆，沒有比得上葛可久的，他的保真湯、獨參湯，何嘗廢棄人參不用？只是要詳細了解他所挾帶的症狀如何罷了。怎麼能說它甘溫助火，就全部拋棄不用呢！

肺受火邪忌用人參，這個說法又源於海藏《本草湯液》所說，而丹溪實際是闡發其義，沒想到流弊到這個地步，又曾因這點而加以推廣。

丹溪說：面色蒼黑的人，多服參耆，恐怕助長火邪而耗損真陰；肥白的人，多服較好，這固然是對的。

考查他曾治療一人，形體瘦削面色黑，向來酒量很大不醉，年過半百有別館，某日大惡寒發抖，口渴但不喝水，脈大而弱，右關稍實略數，重按則澀。

按王氏的觀點，從形色來論述，正符合滋陰瀉火的方法。

而丹溪說這是酒熱內鬱，不能向外發泄，由於表熱而虛。

用黃耆二兩，乾葛一兩，煎煮服用，大量出汗而癒。

既不以蒼黑忌用參耆為限制，也不以酒色傷陰忌服參耆為禁忌。

由此可知丹溪立言示人的是法則的常規，實施治療而不被法則所拘束，是善於應變。

王氏只知道丹溪立法的常規，卻未察覺他治療不被法則拘束的變通，所以對參耆等藥劑，每每畏首畏尾，好像不敢使用，大概也是沒有考究清楚的緣故。

《明醫雜著》所制的各方，雖然未完全廢棄參耆，但考察其應用，必須是脈細微而遲的，才開始使用。然而東垣、丹溪使用參耆，也不專門在這個範圍。

東垣說：血虛脈大，症狀像白虎湯證，誤服白虎湯的必死。

於是用黃耆六錢，當歸一錢，名叫當歸補血湯來治療。可見血虛脈大，東垣也曾用黃耆了。

丹溪說：一人患痢疾，一天晚上昏倒，兩眼上視，小便失禁汗泄，脈大無倫，這是陰虛陽暴絕。

大概得病於病後酒色，灸氣海穴，服用人參數斤而癒。

可見陰虛脈大，丹溪也曾用人參，難道一定要脈細微遲的才用嗎。

考查本草，仲景治療亡血脈虛，用人參補益，取其陰生於陽，甘能生血。

所以血虛氣弱，仲景用人參補益，可知人參不僅補氣，也能補血，何況藥物的運用，又沒有固定的形體，配合補血就補血，配合補氣就補氣。

因此黃耆雖然專門補氣，用當歸引導它，也就跟著補血了。

因此東垣用黃耆六錢，只用當歸一錢輔助，就叫做補血湯。

可見黃耆功力雖大，分量雖多，被當歸引導，就不得不跟著補血了，何況人參功效兼能補血呢。人參性味不過甘溫，不是辛熱之類。

稍微用寒涼輔助它，必然不會助火這麼嚴重，所謂積溫成熱，如果對症就停止，也不會有這種情況。

川芎當歸味辛甘溫，有時用來治療虛勞發熱血虛的症狀，並沒有疑問，然而辛主耗散，本來就不是血虛所適宜的。

那人參甘溫，而味不辛，和川芎當歸比起來，哪個輕哪個重呢。

然而虛勞咳嗽吐血的陰虛病，也有始終不用人參，不能保全其生命的，什麼緣故呢？有的是肉食不節制，就是古人所說的厚味積熱。有的是房事不節制，就是古人所說的縱欲傷生。

這兩方面不謹慎，卻單單對人參感到畏懼，這就像不能守三年之喪卻對緦麻小功的禮節過度計較一樣荒謬啊。唉！

醫生用藥固然應當審慎，不可輕視人的生死，例如咳嗽失血等症，如果確實脾胃強健，飲食通暢，就應當依從王氏的論述，給予滋陰瀉火，本來沒有不可以的。

如果上面兼有嘔吐噁心，中間妨礙飲食，下面腹瀉，汗液外泄，陣陣惡寒，四肢疲倦而昏昏欲睡，那就應當根據陰虛陽虛，權衡輕重而兼顧治療就可以了。

如果不懂這個道理，而專門依從王氏的說法，免不了陷入偏頗，而有無窮的禍患了。所以我不得不深論此事，不迴避越職建言的罪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