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序

劉先生，你問我為什麼要寫這本書？就是為了糾正西醫關於腦膜炎的錯誤說法而寫的。

今年春天，我因為糾正腦膜炎的緣故，引起西醫的反擊，雙方對峙了兩三個月，響應我的同仁有楊貢軒先生、張駐塵先生，那時劉先生回鄉了，沒有參與這場論戰。

在那個時候，春天天氣還很寒冷，厚重的皮衣還沒脫掉，腦膜炎的發生，不過是我們國家原本就有的季節性疾病罷了。

西醫無緣無故地誇大事實，來驚擾長沙市，數十萬人民無法安居。觀察他們的診斷方式，用針刺入病人的腦部、脊椎，抽取體液來化驗，使得病情輕微的人反而加重，病情嚴重的人因而死亡。而他們的治療方法，卻只依賴那種普通的解毒血清。

至於施打預防針，只有幾分效果，西醫龍伯堅先生已經明白說過了。

他們的預防方法，像是不要進入戲院、電影院，以及避免疲勞等等，實在很沒有意義。

至於口罩會阻礙空氣流通，妨礙衛生，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

而他們提出的隔離說法，幾乎像無形的連坐法，推究它的危害，必定會導致像前清奉天防疫那樣的慘劇，使百姓一家骨肉，轉眼間就分離散失，甚至有人被抬去火化，在半路上痛哭喊冤。

現在雖然還沒有到那種地步，但是送到湘雅醫院診治的病人，讓他們住在四面通風的幾層高樓上，脫掉他們厚實保暖的衣被，在這種春天天氣寒冷、還需要穿著厚重皮衣的時候，就算沒有得到腦膜炎，想要他們不死，可能嗎？

我因為這個緣故，不惜大聲呼喊，普遍告知全國人民，難道是我喜歡爭辯嗎？實在是出於內心的不忍罷了。

《湖南國民日報》的主任壺公，也不忍心看到人民驚慌失措，於是發表了混合中西醫學研究的文章。

然而西醫不深入加以研究，竟然組織起來全面攻擊中醫，吵鬧個不停。

於是長沙市各報社的諸位君子相繼挺身而出，都不忍心看到人民驚慌失措，秉持著像董狐那樣公正的史筆，直接揭發他們的內幕。

不只是對西醫的預防和治療方法有所辯駁，就連西醫認為是腦膜炎不治之症，經過中醫治療而痊癒的，每天都聽得到；西醫認為是腦膜炎疑似可以治療的病症，沒有經過中醫治療竟然死亡的，也每天都聽得到。

就像馬家瓚在〈鴒原志痛〉這篇文章中，痛哭流涕地告訴國人的事情，國人已經共同看見、共同聽到了。現在為劉先生的書作序而重新提到這件事，也是因為內心不忍罷了。

桐岡老人，是國內的飽學之士、老成博學的儒者，寫了《中西醫平議》這本書，來維護正道於長久，難道是有所偏袒嗎？

恐怕也是本著他那不忍之心，看到人民驚慌失措，無辜遭受這種針刺腦部、針刺脊椎的慘痛劫難吧？

不久之後，這件事平息了，劉先生回到長沙，遺憾沒能參與這場論戰。於是埋頭寫書，不到一年就完稿，請我作序。我反覆恭敬地誦讀。

劉先生認為西醫的腦膜炎就是中醫的痙病，對於它的病因、症狀、治療方案，運用犀利的文筆，闡述了前人未曾發掘的真諦，考證訂正了漢、唐、宋、元以來的學說，並折衷調和了國內當代賢達的意見，一層推論比一層深入，一節論述比一節透徹。根據自己三十多年的經驗，全部歸結到實際驗證上。

醫生得到這本書，就有好的老師可以跟從；病人得到這本書，就有好的藥物可以治療。

天下後世的人，確實有了可以遵循遵守的依據了，哪裡只是糾正西醫的腦膜炎說法呢？

所以對於腦膜炎的雙球菌，劉先生已經引證西醫各家的學說，認為沒有確定的標準，不能據此作為診斷依據；而他糾正西醫細菌理論的論點，認為人體的分泌液或腐敗物質，一旦經過培養，自然會產生細菌，何況再加上各種脂肪，更沒有不生細菌的道理。論述精確確實，這究竟是海潮的聲音呢？還是獅子的吼聲呢？足以開創先例而驚動鬼神了！

西醫的細菌學說，自然足以破壞一切，而（在劉先生的論述下）無形中崩潰，如果不是喪失理智、受到它麻醉的人，沒有不豁然醒悟的，哪裡只是糾正了西醫腦膜炎的雙球菌說法呢？

劉先生性情孤傲清高，很少與人交往，他的品德氣節和學問，不求別人知道，別人也很少了解他。唯獨對我是一見如故，有最深的默契。

我最初有糾正西醫余岩醫學的著作，而劉先生編寫了《余氏醫學駁議》；現在我有糾正西醫腦膜炎的著作，而劉先生寫了《痙病與腦膜炎全書》，這是氣味相投、聲氣相應，如同切磋玉石、斷絕金屬般堅固的友誼，古人所說的風雨雞鳴時的良朋益友，像劉先生這樣的人就接近了。

我曾經說過，在中西醫的競爭中，不怕西醫的學術，因為西醫的學術，容易被明眼人看破；只怕中醫受到西醫的影響，偷樑換柱，想要消滅祖國的醫學，例如把傷寒當作傳染病、把傷暑當作物理因素等等這一類的說法，如果不趕快加以糾正，它的危害幾乎和漢奸一樣。

這就是我之所以戰戰兢兢、深感恐懼的原因，因而藉著為劉先生的書作序的機會，連帶提到這些事，腦膜炎的爭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罷了。

怎麼才能夠讓劉先生把這些錯誤全部加以糾正制止，大聲呼喊，來喚醒中醫以及國內的同胞們啊！

民國二十四年農曆十一月，雪山老納曾覺叟序於長沙市種福園勵德樹聲堂。